[18]与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积极建构立场相关，国家在文化权力行使过程中裁量权是否过度行使，从而干预了公民的文化自由权或文化的自主发展，往往会引起较大的争议，需要引入宪法思维和建立有效的合宪性审查机制。

从秩序维护至上论的意涵不难看出，人权只是工具性价值，或者并无意于致力于人权保障元素的制度设计。将维护交通秩序作为交警的主要职责，除了前述理由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所处的风险社会的客观现实，尤其是风险性在道路交通领域的突出表现，使得民众对安全秩序的需求度更高，也更为迫切。

[58]参见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行终91号行政判决书。这是新秩序观的旨意使然。这或许是一条可以尝试的理论研究进路。倘若以是否属于交警职权范围为标准，那么，可以对新秩序观的适用规则做更具操作性的设计。当前，交警非现场处罚全民化承载着秩序维护性和权利损害性的双重价值趋向。

收集违法事实的便捷性适应了交通秩序恢复即时性的内在需要。由概率统计来看，可以认为交通违章处罚几近于全民化。从内部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变迁，与其诸种身份间的张力息息相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必须由民选代表组成，还需通过多种方式与民众保持实质性联系。这实际上发展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也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并非全国人大立法权的等值替代物。例如，在将违宪理解为政治权威冲突的情况下，违宪被赋予巨大的政治意义，而此种观念也不断受到学界检讨，引发了是否应当客观对待违宪现象的思考。政治控制型监督最具刚性的形态莫过于人事任免，最柔性的监督形态或许是通过信息披露的手段与公共领域互动，通过形成交往权力影响被监督对象。

在不涉及重大价值决定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充分自主地发挥其民主代议与协商的功能。此类观点仅仅捕捉到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表面关联。

1982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不同于上述监督工作的职权，二者的区别可从制度史和职权的理论基础两方面来把握。从制度的形成过程来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是1954年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原初定位，其决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配置的起始逻辑，后两重身份的获得则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扩张及其引起的宪法变迁相关，它们看似是常设机关身份的自然延伸，但不宜以常设机关的身份统摄这二者。这种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垄断国家立法权的体制，与以最高国家权力统合国家法秩序的理论设想高度契合。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与基本原则相抵触的立法，全国人大应当予以撤销。

陕甘宁边区曾确立了边区参议会与边区政府均为政权（权力）机关的双政权（权力）机关体制。常备性决定权的特点在于，职权的发动时机难以预测，其虽涉及主权事项，但并非所谓决定例外状态的主权，也并非不受法律拘束。从文义解释的立场出发，针对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有两种可能的理解方式：一是认为解释宪法与监督宪法的实施是各自独立的权限，第67条第1项中的监督宪法的实施与第62条第2项中的监督宪法的实施没有实质差别。（3）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的身份与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的身份之间同样存在张力。

在此背景下，1978年宪法第25条开创性地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的职权。机关是法律上特定类型的主体，是法律功能与效果归属的联结点。

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完整行使的权限，如特定类型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二者之间形成的是强替代关系。全国人大被建构为我国宪法下最高民主意志的代表，其低度组织化是对人民的非建制化属性的体现，因而全国人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公共领域的缩影。

相较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民主正当性更加依赖议事程序、商谈品质与利益均衡。前者要求代议机关由选举产生，且民意代表数量多、涉及范围广，以体现广泛的代表性，这使得代议机关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全国人民的微缩版镜像。政治控制型监督的开展，不仅可能援引宪法规范，也可能适用政治道德、伦理、惯例等其他规范。要么将立法性决定的作出视为立法权的行使，并按照立法权行使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相关程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确立了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均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体制。为了更好行使宪法监督与解释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需要得到专门机构的协助，建构并完善相应的程序。

因此，前述第二种方案更具合理性。（3）基于法律规范对政治意志进行监督，如基于法律规范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察、弹劾。

在贯彻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体制下，这种优势的政治地位源于更高的民主正当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不具有组织或职权一体性，二者之间的关联本质上是功能性关联。

（2）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与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这两重身份，虽然都对政治逻辑具有较强的亲和性，但基于政治决断的决定与基于民主商谈的立法仍有本质之别。既然修宪者已经意识到了宪法解释制度的独立性，却仍将解释宪法与监督宪法的实施合并规定，就不能不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规范关联。

四、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 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是1982年宪法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另一项职权。（3）功能延伸 1982年宪法第67条第21项（现为第22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事实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断性权力是受到宪法规范的严格限定与全国人大的制度制约的。在法律创制与适用体系高度复杂化的背景下，不论法律规则的识别、变更还是解释，都需要更为科学的机制和更加完备的方法。

此种职权并非常设机关之宪法地位的延伸，无法用功能关联性原理来解释，其实质是1982年宪法在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的面相上，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新发展。这一体制一直延续至今。

全国人大常委会依宪法享有的决定权类型极其有限，但其在实践中却以立法性决定的形式调整了广泛的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更多地运用程序机制，在立法活动中实现对人民利益与意志的表达，通过科学、民主的立法程序，实现对于多元价值的沟通与利益的衡量。

此种功能延伸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机关独立性并不矛盾，也不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据此获得了如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般的全权性。不过，诸项职权在从全国人大向其常委会移转的过程中也在发生分化，并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产生了影响。

其中，（1）可被称作政治控制型监督，（4）可被称作规范控制型监督。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这确保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唯一性与民主性。此种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宪法实施与宪法监督概念上的交叠。综上，机关的独立性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行使必须具有宪法依据，不能通过将其自身概括界定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或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部分来主张更多权力。

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在各领域深入推进。当一国的民主法制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仅法律法规的数量会大幅度增加，法律部门也会日渐丰富，法律层级也将日趋复杂。

在政治控制型监督中，有权机关通过人事任免、听取报告、质询询问等方式对监督对象施加影响，其实质是监督主体凭借优势的政治地位，以其政治权威施加影响。1982年宪法第62条与第67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这是将法律上的职权与效果分配给了两个法律上的主体。

至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的地位，在宪法规范体系上获得了初步确立。后者可能在规范论上并非原则，却具有价值论意义上的重要性，如刑法上的罪刑法定原则。